編者按：何為中華文明？著名中國學學者譚中在2017年出版了《簡明中國文明史》，闡述了自己的思考。6年之后，譚中仍試圖用世界大格局的背景來審視不同文化，闡釋中國文明，所以重新修訂、補充內容，定名《中國文明觀》，在朝華出版社的支持下將本書再版發行。譚中希望，再次的解讀可以還原一個真實的中國，能夠幫助讀者朋友從“文明”這樣的根本層面上去解答諸多的“中國之問”和“世界之問”。

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、教授王文為本書寫下書評《警惕“中國中心論”重讀中國文明史》。

警惕“中國中心論” 重讀中國文明史

過去十多年，我曾在近 50個國家訪學或調研，每每與當地學者、媒體、官員或青年人交流，幾句話后常會陷入某種相似的尷尬：我需要從最基礎的知識開始，重新向對方介紹中國，比如，中國是全球民族最復雜、各地文化差異最大的國家之一，五千年來中國文明在本土從未中斷，人口總數相當于西方30多個國家總和的兩倍，中國是過去30年從未發動或參與戰爭的和平大國，等等，不一而足。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，也很難完全消除對方對中國發展的不解、困惑、誤會乃至恐慌！

類似的尷尬實際上折射了長期以來全球知識界、輿論界、政策界沒有全面、客觀地理解中國的殘酷現實。非但如此，在一些國家，“中國威脅論”還此起彼伏、甚囂塵上。這其中的根本原因，正如譚中先生在《中國文明觀》的導論中即指出的，“在國際上只有外國人在講中國的故事”，造成了中國形象經常被歪曲。

從1883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（Samuel Wells Williams）所著的《中央的王國》一書開始，整個世界對中國的認識都被西方學術界“中國 =中央王國”的民族主義帝國式的深層敘事邏輯壟斷。這種潛在邏輯的闡述在20世紀中葉被視為西方頭號“中國通”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（John King Fairbank）的論述中得以強化。他在代表作《中國：傳統與變遷》第一章就寫道：“他們自稱‘中國’，意即‘中央國家’，這種稱呼一直沿用至今。所謂‘天下’，不過是隸屬并服務于中國的其他地區罷了。”在譚中先生看來，費正清的“中國中心論”是當今國外害怕中國崛起的主要理論根源。而寫“一本清晰地、客觀地、正確地介紹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好書”，正是譚中先生的宏愿。

這也是我翻看導論后立刻答應該為這本書寫一篇長書評，并愿意盡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薦此書的初衷。為此，我要特別感謝譚中先生的信任，讓我有幸提前拜讀書稿。2017年春節，在他人過年的爆竹喧鬧聲中，我躲在東南亞某個小島上靜靜地精讀完譚中先生的大作，堅定了我先前做決定的正確性。

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歷史讀物，而是一部重新評述中國文明史的傳世之作，更可能是在費正清的《中國：傳統與變遷》和黃仁宇的《中國大歷史》之后能影響全球中國觀的代表作。

該書的經典之處不只是源于譚中先生志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學術理想，更在于譚中先生學貫中西的深厚學術功力，以及傳承于其父譚云山先生致力于推進中印友好、重塑東方文明的家學淵源。誠如許多讀者所熟知的，中印當代文化交流史是繞不開譚云山、譚中兩位先生的名字的，而現在我敢說，未來中國文明史的學術文獻或許也繞不開這本《中國文明觀》。

該書最大的思想貢獻在于，以一種久違的中國情懷告訴世人，中國故事要從中國歷史的起源重新開始講述。如果連“中國是怎么來的”的基本認識都錯了，那么就會一錯百錯，最后掉到西方話語的陷阱里。

在世界上，大量對中國的講述，無論是教科書還是大學課堂，都是從China的中文含義“中國”，即等于“中央王國”或“中央帝國”甚至“世界中心”開始的。這不只是對“中國”兩個漢字的望文生義，更是 1644年《威斯特伐利亞條約》奠定了民族國家體系以來西方地緣政治學對東方文明史的話語誤導。

事實上，當今的“中國”二字是指“中華人民共和國”的簡稱。若從“中國”一詞的溯源看，“中國”一詞最早出現在西周初期，指的是天子所住的“國”，即“京師”之意，所謂“惠此中國，以綏四方”。公元前771年，周平王遷都洛邑，原來的京師豐鎬就喪失了“中國”的地位。

葛兆光、曾亦等多位知名學者都曾考據過“中國”一詞的來歷，即“中國”的自稱，是地理認識未達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。100多年前，康有為曾解釋道：“吾國本為亞東至大之國，當時地球未辟，環立四裔，皆小蠻夷，故就地言之，自稱中國。”章太炎則指出，就地理方位而言，自稱“中國”的還有印度摩伽陀、日本山陽。有類似這樣的方位中心意識的還有古巴比倫人、古埃及人、古雅典人。

中國人對“中國”地理方位的認知理解與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著作對“中央王國”的認定是迥異的。西方學術界往往把中國人認定為民族國家世界里的種族中心論者，認定中國骨子里就自以為“高人一等”。一旦產生了對“中央王國”先入為主的中國觀，在即便最平和的敘事中也會將中國往“種族主義優越感十足的國家”方向去引。比如，費正清認為，中國歷史的敘述就是一個中華帝國從治到亂、從亂到治的過程，“中國自古就有以本民族為世界中心的傳統”，“擁有一種文化和種族上的民族主義情感”。按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，就很容易把當下的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”引導到“中華帝國主義”的威脅感中！

譚中先生看透了這個敘事陷阱。《中國文明觀》自始至終都貫穿著他要把中國從民族國家（nation state）的概念認定中擇出來的努力。譚中先生認為，民族國家的發展是“崛起—鼎盛—衰退”三部曲，中國則是一個例外，是基于地理共同體之上孕育出的中國文明共同體。從考古的諸多遺址看，“喜馬拉雅圈”是中國文明誕生的搖籃。長江、黃河兩大文明河劃出了中國的“地理共同體”。基于共同的經濟生活與“天下為公”式的共同文化，中國數千年的發展呈現出了“文明共同體”的形態，而隨著政體的統一，中國版的“命運共同體”逐漸形成并升級。

譚中先生認為，從堯舜禹的禪讓開始，中國就不是“民族國家”那般的歷史起源。秦國統一中國，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異。秦漢時期大一統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形成了“命運共同體 1.0”，而隋唐宋時期打造出“命運共同體 2.0”版，元朝改造了中國命運體，而明清時期使中國“文明道路”與西方的“民族國家”發展軌跡出現了交叉運行。1901年的《辛丑條約》則標志著中國“文明型發展道路”走到了盡頭。不過，經過了 19世紀、20世紀初的曲折，中國已鳳凰涅槃、浴火重生，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構建“命運共同體”。未來的最理想狀態，就是所有的鄰國和中國攜手走“文明道路”，把中國周邊的“民族國”沙漠變成“文明國”綠洲。

在譚中先生看來，民族國家是戰爭與動蕩的根源。他時不時都將中國與西方的民族國家發展歷史進行穿叉比較論述。比如，秦漢隋唐宋民族之間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時期，歐洲卻發生著羅馬帝國下的民族大遷徙。斯拉夫族、哥特人、汪達爾人、勃艮第人、倫巴底人、法蘭克人及其他民族大量進入歐洲，使得羅馬帝國崩潰，接著歐洲大陸千百年民族國家化的進程使歐洲大陸變成了“戰爭大陸”。

針對未來，譚中先生預測，“民族國家”的世界情況不妙，強權更替，美國衰敗。雖有鼎盛時期的狂歡，卻時常有動蕩的痛苦。相比之下，基于文明軌跡之上的“世界命運共同體”才是未來民族國家發展的替代道路。從中巴、中柬、中新、中越等雙邊命運共同體，到亞洲命運共同體、亞太命運共同體、金磚國家利益共同體、上海合作組織命運共同體等區域命運共同體，再到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、核安全命運共同體、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等全球專門領域命運共同體……由近及遠，由淺入深，一個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”的愿景，已然在這個仍有局部動蕩和沖突的世界上徐徐展開。如果這樣的愿景能夠在 21 ～ 22世紀得以實現，那無異于我們的地球重獲新生。

說實在的，作為該書的第一位讀者（作者與編輯除外），我擔心，這樣的“敘事革命”會被人視為是某種“學術探險”。畢竟，在當下中國的學術氛圍里，段段有引注，句句有出處，才是所謂“最規范”的研究方式。但正如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在《否思社會科學》中所說的，“先前被認定的思想解放，到今天往往被視為對歷史、社會研究的核心障礙”。過于學術規范的敘述，反而形成了當下對中國故事講述的表達困難，對于讀者而言，也是一種知識的折磨。

在閱讀中，我時常感受到譚中先生對中國史評述的文字激蕩情懷，以及帶來的心靈愉悅與思想震撼。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國、印度、美國這三個最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國之間的長者，在評述與比較著中國文明史的發展得失，以及其他國家發展的歷史借鑒。無論讀者是否認同這個觀點，該書都不只是探險，而是久違的創新。

它是對長期壟斷著中國歷史敘述的“民族國家論”的重大批判，是從源頭上消除“中國中心論”帶來的“中國威脅論”的艱難探索，是對當下中國提出打造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的溯源式闡述。

尼采曾說，歷史并非已然消逝了的東西，它具有一躍而成為現實的無限潛能還有塑造未來的無窮潛力。譚中先生的這本新著就具有這個功能。它讓尼采之言成真。

是為一位晚輩讀者的學習感言。

王文

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、教授